在跨境诈骗犯罪频发的当下，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陈敏律师、叶文静律师经办的一起嫌疑人涉嫌组织偷越国边境案，不仅揭示了缅甸电诈的黑暗内幕，更展现了刑事辩护在复杂司法程序中的关键作用。本案历经波折，从嫌疑人被逮捕到最终取保候审，背后是律师团队的不懈努力与专业辩护策略的成功运用。

2020 年夏天，主人公在国内待业，渴望开启新的职业生涯。朋友姗姗牵线搭桥，使其结识了张飞。张飞在微信上描绘了一幅诱人蓝图，称自己在金三角拥有赌场，且在缅甸新开了一家如澳门般正规的赌场，力邀主人公前往担任管理，全权负责整个场地。怀揣着 “海外高薪招聘” 的美好憧憬，主人公满心以为这是大展拳脚的绝佳机遇，连薪资待遇都不好意思询问 。

主人公天真地认为前往缅甸的行程是正规途径，便将身份证交给张飞，深信张飞在预订机票的同时，会一并办理好签证等手续。出发当日，主人公乘坐大巴抵达广州白云机场。抵达后，张飞指示其联系一批同样前往缅甸的 “同事”。主人公致电后发现，这些人早已在机场集结，且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村庄，是经张飞那边的人介绍前去工作的。

主人公的航班需先从广州飞至昆明，再转机前往西双版纳，途中他感觉自己仿佛孤身一人，与其他人并非同一航班。抵达西双版纳后，按照张飞的要求，主人公预订了汉庭酒店，随后众人也都入住于此。在酒店的两晚，主人公因自认为会成为这些人的上级，还组织了聚餐，不过平日里大家仍实行 AA 制。

次日，张飞告知主人公有人会开车来接，但并未透露目的地。车辆将他们送至山脚下后，他们便跟着人流自行上山。当时山上人潮涌动，主人公未意识到这是偷渡行为。因为张飞欺骗他，边境距离很近，仅 2 公里，行程约 20 分钟，通关时间短，所有手续都会安排妥当，所以他毫无顾虑，以为是落地签。山路狭窄崎岖，主人公体力不支逐渐落后，此时有武警模样的人一路陪同。实在走不动时，在 “武警”（实际上是蛇头找来协助偷渡的当地武装人员，伪装成官方保护，防止偷渡人员逃跑）的帮助下，主人公搭乘摩托车，支付 200 元后抵达山顶。此后，他们又换乘军用吉普车、面包车，途中经过多个需刷身份证的关卡（主人公误以为这是正规通关流程）。经过一天一夜的跋涉，终于抵达目的地公司，这时主人公才惊觉自己已身处境外。

进入公司后，主人公发现所谓的赌场竟是从事杀猪盘电信诈骗的窝点。工作场地有保安持枪站岗，他的身份证被扣押，无法回国，被迫参与工作。原来张飞承诺的负责人一职纯属欺骗，公司仅让他担任小组长，管理 10 多名组员。主人公不愿从事诈骗活动，只能消极应对，后因对公司罚款制度不满，被撤去组长职务。为回国，主人公佯装感染新冠，却遭到公司负责人和总监的殴打，并被要求赔偿损失，随后被关进小黑屋，遭受多日饥饿折磨。最终，主人公退还工资并额外赔偿 5000 元，才得以脱身。此后，他在当地流浪，在一家饭馆找到工作勉强维持生计。后来在一位本地女孩及其在当地派出所工作的男友的帮助下，花费 3000 元排上回国的号。回国后，主人公不仅被隔离，还缴纳了偷越国边境的罚款。而后，因组员回国后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偷越国边境罪立案，本案由此案发。

类似的悲剧屡见不鲜。中科院博士张某因经济困境求职，被看似正规的中介骗至缅甸诈骗园区。他原本应聘新加坡公司客服，因签证问题转赴泰国，却一入园区便失去自由，手机和证件被没收，被迫从事欧美盘诈骗，还因 “泄密” 被关进私人监狱。湖南某大学学生刘某杰受朋友蛊惑前往泰国游玩，机票由朋友包办，抵达泰国后便失联，QQ IP 地址显示其身处缅甸，生命安全岌岌可危。演员王某以为前往泰国中转参加电影拍摄，却被电诈团伙骗至妙瓦底的阿波罗电诈园区，被迫接受诈骗培训。这些案例无不警示着人们，诈骗分子善于利用人们对工作的渴望、对朋友的信任以及对机会的向往，设下重重陷阱，无论学历高低、身份如何，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2023 年 9 月的一个周末，嫌疑人家属匆忙找到陈敏律师，称家人被外地公安带走，急需律师介入。然而，委托手续刚办理完毕，还未来得及会见嫌疑人，便被告知嫌疑人已于周一被逮捕。通常情况下，刑事案件需先拘留，再批捕，整个过程最长可达 37 天，而本案办理流程之快，让辩护人连提交取保手续的时间都没有。

面对这一困境，辩护人决定先按正常流程会见嫌疑人。

会见后，辩护人发现嫌疑人的陈述存在对其不利之处，一些有利陈述未被记录在笔录中，这可能是检察院作出逮捕决定的原因。经过初步分析，辩护人认为嫌疑人不构成所涉罪名。

当天下午，辩护人约见办案民警，提交了取保候审（无罪辩护）申请书。但民警认为此类案件即便到法院审判，量刑也会很轻，完全未考虑本案中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在十人以上应认定为 “人数众多”，量刑档次为 7 年以上的法律规定。辩护人由此判断民警对该类案件的定罪量刑认识不足，甚至怀疑存在 “远洋捕捞”（违规异地趋利性执法）的情况。

辩护人深知在公安机关争论难以解决问题，于是与家属前往检察院，提交了羁押必要性审查（无罪辩护）申请，并要求与检察官当面沟通。由于检察官当天有事未能见面，家属便提交了对公安、检察院办案流程 “疑问” 的投诉书。

第二天，检察官致电辩护人。辩护人借此机会向批捕检察官反馈了案件办理中的问题，并转述了嫌疑人提及的相关事实。检察官听后，同意视情况建议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两个月后，公安机关同意对嫌疑人取保候审。

半年后，当辩护人准备提交侦查阶段的辩护意见时，却被告知公安机关认为自己无管辖权，将案件移送至户籍地公安机关。

2024 年 11 月，取保候审到期，原办案机关解除取保候审，而户籍地公安机关曾收到材料后又退回，案件陷入停滞，暂无新进展。

辩护人从多个关键角度构建了无罪辩护策略。

首先，嫌疑人完全缺乏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的犯罪故意。他是受张飞欺骗，真心以为是正常的工作安排，对偷渡一事全然不知，其主观上不存在违法犯罪的意图。

其次，从犯罪事实层面来看，嫌疑人并无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是张飞等其他人通过电话指示、现场参与等方式直接领导、策划并指挥了偷越国（边）境的活动，嫌疑人仅仅是按照张飞的要求联系他人，这并非组织行为的实施，他只是被欺骗的参与者。

再者，嫌疑人不仅未从所谓的 “组织” 行为中获得任何违法所得，反而自身成为受害者。他在国外遭受了非人的待遇，被迫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嫌疑人的情形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他愿意提供适格保证人或足额交纳保证金，以确保取保候审的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本案缺乏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嫌疑人存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或偷越国（边）境的犯罪故意和犯罪事实，嫌疑人实则是受害者，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

鉴于嫌疑人已被逮捕的现状，辩护人同时向公安机关提交取保候审申请，向检察院提交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多渠道寻求案件的突破 。